和在麦当劳里谈
2018-09-06 21:57
来源: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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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雄:办大学最忌操之过急,绝非一日之功。我想如果我们要办这样的影视教育基地,应该比一般的职业学校高一个档次,但又要比综合大学简单、容易操作,同时把珠影、本地影视制作公司、电视台的力量都结合在一起。

至于像“喜羊羊与灰太狼”这样已经拥有100多项后续开放项目的成功品牌,更是要不惜血本让它进一步提升品牌价值。我们目前拥有的一些品牌由于各种原因还没有把自身的潜力最大化地转化为影响力和实际效益。品牌规划应该尽早进入政府的决策层面上来。

我想,是不是与历史上中央集权的强弱有关?你看西方的国家历史,从古希腊的城邦制到现代美国的共和制,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通常是划分开来的;而中国则不然,帝都一定既是政治中心又是经济中心。广东历史上“处江湖之远”,可以凭借“地缘”上的疏离,孕育出各种经济、文化上新的萌芽;但当束缚型的刚性体制有所松动时,这些成果就往往转移到京城去,在靠近权力核心的地带得到壮大,我们广东反而失去了相对优势和发展后劲。

黄树森:梁启超说,广东人对外国人的态度是“故不恶之,也不畏之”,那是因为他们在中学和西学之间逐渐找到了平衡点。近代以来广东人的“知识体系”可说是中西混血杂交的,这显然超越了中央集权制度之下科举文化的范畴。

林雄:您最近这些年来一直潜心研究岭南文化,由您挂帅策划的《广东九章》系列,在省内外引起较大反响。看过您的著作之后我一直在想:什么是岭南文化以及广东人的最大特色?我们常说广东人精神包括务实、开放、兼容等,但并不全面,比如乐于奉献、投身公益就没有涵盖进去。直到现在,也没有一个大家公认的全面准确的说法。您怎么看?

林雄:您提到的“诚信”这一点让我很有感触。诚信不但是做人之本,也是立商之基。中国有些地方的商人群体一开始很容易打败外国的当地企业,但是到了一定程度就做不大了,诚信上不去,往前就走不远,因为你没有道德力量为经济护航,在外人眼中就是“唯利是图”、人品可疑的人。粤商的“诚信”原则是相当具有启发和借鉴意义的。

林雄:如您所说,粤商扮演了现代商业文化传播者的角色,对今天来说,粤商文化还有哪些特别具有现实针对性?

还有一方面,自明朝葡萄牙占据澳门之后,广东人最早感受到“西风渐进”,一边继承儒家文化传统,一边又率先接触到西方现代工商业的游戏规则和运作模式。梁启超说,广东人对外国人的态度是“故不恶之,也不畏之”,那是因为他们在中学和西学之间逐渐找到了平衡点。近代以来广东人的“知识体系”可说是中西混血杂交的,这显然超越了中央集权制度之下科举文化的范畴。所以,广东人并不是不爱读书,而是比起功名,更热衷现实。

当日,黄树森在经济、文化之间从容往来:说“高铁通武汉”,是“腰斩长江”,此后长江中下游的商贸物流,不必再依赖上海作为“出海口”,可长驱南下直奔广州;评广东文化强省建设,不必在乎外界眼光,紧要的,是内功,是积累实力,“自摸”才是硬道理!

黄树森: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只有经济发展到一定状况,人们的文化意识才会得到提升。比如东莞最近振兴“莞香文化”,把焚香作为一种文明的生活方式。过去生活水平温饱都达不到的时候,哪有条件去考虑什么香不香、臭不臭的问题。关于粤商,广东也有一些很好的作品陆续出炉,比如小说《大清商埠》在全国书市上获得了热烈反响,剧本正在打磨中。除此之外,“岭南三部曲”中的另外两部———同样以粤商为题材的《大国商魂》已经出版,反映粤剧兴盛时期的《大江红船》正在创作之中。

黄树森:最近广东省教育厅教材研究室和教育出版社策划了一套“走进岭南文化”乡土教材,对此,省委宣传部已有专门批复,现在省教育厅立项,正处于论证阶段,希望明年春季入学时能正式进入中小学课堂。目前全国各地都对乡土教材、传承本地文化抓得很紧,像北京,22首京剧名段进入中学课本,上海方言“拿摩温”“水门汀”进入了当地的乡土教材,山东推出了一套“走进齐鲁文化”的实验教材。我们也应当在义务教育阶段,让孩子们认识了解岭南文化。

林雄:当年小平同志选择广东作为改革开放的“试验田”,或许当初只是考虑到广东远离京畿之地,毗邻港澳。一直以来人们对这个深刻影响中国历史走向的选择背后的地域文化因素探究不够深入。您的这番见解实际上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从晚清以来现代化进程作为切入点,打通了历史和现实的“穴道”,为我们思考这个问题提供了新的启示。

林雄:您刚才提到一个有意思的话题,粤商似乎对读书求功名并不热衷。如果上溯到唐代以前,这固然有开发较晚、教化程度落后于中原的因素,尚可理解,但是为何到了明清乃至近代,粤商依然如此?

林雄:当年小平同志选择广东作为改革开放的“试验田”,或许当初只是考虑到广东远离京畿之地,毗邻港澳。一直以来,人们对这个深刻影响中国历史走向的选择背后的地域文化因素探究不够深入。“粤商文化”从晚清以来现代化进程作为切入点,打通了历史和现实的“穴道”,为我们思考这个问题提供了新的启示。

林雄:有些地方的商人群体一开始很容易打败外国的当地企业,但是到了一定程度就做不大了,诚信上不去,往前就走不远,因为你没有道德力量为经济护航,在外人眼中是“唯利是图”、人品可疑的人。

黄树森:“不到帝都就不成气候”,这是很有可能的。今天中国社会处于发展方式转型期,我们再来看粤商文化,还会发现一个很有现实针对性的特点:商业新伦理与新道德的塑造。具体说来,就是广东人最先受到西方现代工商业规则的熏陶,因此很注重诚信原则和契约精神,并且很早便开始关注员工福利。比如先施公司创始人马应彪就提出“先以诚实,施之与人”理念,并在公司内部制定了这么一条原则:工作满三年的员工,只要无大的过失都会加薪,从第四年开始入股,成为公司的股东。先施还是第一家实行员工周末轮休制的公司。用现在的眼光看来,这些举措都脱胎于西方现代企业运营和管理的成熟经验,与传统农耕社会的雇佣关系是截然不同的。

黄树森:各地文化产业的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的争夺战。这个过程中,政府出台什么样的扶持政策是会起到很大的引导作用的。你看天津有一条创意产业街,不收租金,就是为了吸引那些有想法但缺资金的小企业、工作室入驻,在起步阶段给它一个有利于孵化成长的环境。我相信广东还是会有“孔雀东南飞”的机会的,比如现在动漫这一块很旺。

黄树森:粤商文化有一个很有现实针对性的特点:商业新伦理与新道德的塑造。比如先施公司创始人马应彪就提出“先以诚实,施之与人”理念,并在公司内部制定了许多实践其理念的措施。诚信原则曾经让广东商帮风生水起。

林雄:换个角度来看,粤商转战上海,是不是也是因为江浙文化的丰厚底蕴,为他们做强做大提供了肥沃土壤?广东地处南国一隅,纵观百多年来的兴衰史,可说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在今天,我们谈商业模式创新也需要文化助力,不仅仅是过去单纯的引进外资外企那么简单,而是注重发展服务业,整合物流、信息流、资金流的全新商业模式。在这个更新换代的节点上,反思粤商昔日的成败得失是很有必要的。

林雄:就“粤商文化”而言,您认为他们身上体现了广东人哪些与众不同的族群特征,以及岭南文化的独特个性?

黄树森和林雄的对谈非常精彩,双方你来我往,切磋问道,出语不凡,新意迭出。两人谈到东莞欲重振中断160多年的“莞香文化”,林雄感叹,过去受物质条件所限,觉得老外爱喷香水,简直是无聊之举,男性用香水还被认为是“作风有问题”,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使用香水香料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或者说也是一种生活品位。黄树森立即抛出一个经典观点“经济与文化,是恋爱关系,不是父子关系、兄弟关系。”“恋爱中的人是容光焕发的,恋爱中的经济和文化才是最强大的。”

黄树森:这些年全国各地都对地域文化很重视,我觉得研究一个地方、一个族群的秉性风骨,最重要是抓住其中的特异性。就拿我最近着力较多的“粤商文化”为例,粤商和徽商、晋商有什么不同?一个表面现象是,徽商“出仕”思想很重,民间有个说法是一流的徽商做官,二三流才做生意,“红顶商人”胡雪岩就是一个代表。根据统计,清代乾嘉70年徽商当中总共有260多人考取科举功名,相比之下,晋商就只有20多人,粤商就更少了。也就是说晋商和粤商的兴趣点主要还是在商场,而不是官场。

林雄:作为一位长期致力于推广岭南文化的知名学者,您对弘扬广东本土文化有何见解?

黄树森:我们怎么才能把粤商文化更好地宣传推广出去?没有比影视传播更好的方式了。我觉得广东拍摄影视剧,不缺资金,缺的是人才和一整套完整的培训机制。比如我们能不能在中大设立一个影视学院,与上海、北京电影学院鼎足而立,但办学路子又不同于他们?京沪是学院派,科班出身,功底扎实,香港是明星制,实践机会多,广东能不能把这两条路子结合起来,与香港联合搞“双轨制”?

林雄:为什么他们会选择离开,转投上海?如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流行音乐,为什么在广东率先引进香港音乐制作人机制而兴盛一时之后,歌手、音乐人会选择集体“北漂”?这些年广东人在反思这个话题:我们为什么只能得风气之先,却不能让先进思想和文化在广东生根、壮大,难道广东注定只能刮“穿堂风”?

黄树森:我觉得有这么一个原因。在广东人的思维中,所谓“学问”包含两个层次:一是书本知识,精英智慧;二是民间智慧,从活生生的现实中习得的,今天不是有个词很流行叫“街头智慧”吗?也是一个意思。广东人中间“民间智慧”是十分发达的,顺德人说的“靓女先嫁,不要等到更年期”,“人家坐凌志,我要坐奔驰”,还有“人民内部矛盾要靠人民币解决”。这一方面得益于海外移民潮兴起较早,唐代的时候广东就有二十万侨民在海外闯荡打拼,因此广东人视野是朝外的。对所谓“知识”的理解,和中原地区是有很大差别的;他们甚至更看重从生存实战中、从亲人邻里交流中获得的心得体会。

黄树森:粤商还有一个特点是视野的国际性。晋商引以为豪的是他们在清末最早创建了中国第一个“票号”———日升昌。但是为什么这家最早的民族“票号”后来经营不下去了?我认为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没有与国际市场接轨。广东则不同,它本身就是沟通中西方的天然桥梁,粤商以广州十三行与珠海买办群体为势力最大的两支,香港的先施、永安、新新、大新四大百货公司都是原籍中山、珠海的澳洲华侨投资创立的。十三行一口通商、垄断外贸的历史结束后,广州粤商的资金转向上海,而珠海中山的买办商帮则贡献了人力资源,在两者的合力之下,造就了上海的繁华,所以粤商对于上海是有着开埠之功的。

广东文化产业目前总量居首,根据今年文博会期间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字,我们总量占全国1/5。我对于文化创意产业所持的态度一向是既要扶持,又不能大包大揽。政府支持与让市场配置资源同等重要,尤其是在市场发育程度较高的广东,更要如此。对文化企业,政府应该重点抓两头:一头是创业阶段,帮其起步,如启动资金筹集和市场准入;另一头是待其优胜劣汰、脱颖而出时,适时帮其做大做强,成为品牌、成为龙头;中间阶段要让给市场。政府要做的工作首先是培育土壤,同时,打造明星企业也是有必要的,要帮助最能反映广东地区特色的文化企业发展壮大。

黄树森:事实上,近代史上“中西文化走廊”就是从澳门、珠海,经广州、厦门,向内辐射至汉口,沿海延伸至上海、天津。沿着这条通道,广东人在做生意的过程中,把一整套西方先进的商业规则和文化理念,传播到中国内地和北方各大城市,在中国近现代商业发展史上扮演了启蒙和奠基者的角色。

黄树森以奇思妙喻著称,纵横评论界数十年,练就一门“兰花拂穴手”的绝学,对于各种文艺话题抓、捏、锁、拆,又快又准,顷刻之间令人产生麻、哑、晕、笑等诸般效果。他将自己多年的心得总结为一套“评论十八律”,曰“评论者,人皆可评,但要处处想到别人。让人在夏天感到秋凉,瞌睡时给个枕头”;又曰“评论的标准,唯一能确定的,就是不确定性。臭豆腐之臭,也可解读成‘另类的香’。”大凡名嘴多半是吃客,沈昌文如是,黄树森也不例外,“十八律”中特别申明,评论的地点很重要,“在满汉全席上谈问题,和在麦当劳里谈,绝对质量不一样!”

“家园情结”就全世界来说都是一种共同的神圣情感,《飘》、《战争与和平》等文学名著都对此有很深刻的描绘。“家园”是人类的精神皈依,注重地域文化的宣传和教育,能从本质上增进人心的凝聚力。文化的力量通常表现出的就是一种习惯,但文化的征服就是最后的征服,好比我是武汉人,我来广东已经50多年,但念念不忘的还是老家妈妈做的一手湖北菜。汪洋书记常说,不能让岭南文化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断根,我深感认同。爱乡土就是爱祖国。

黄树森:真是这样的。我在东莞考察的时候走访了各地商人,他们都说,东莞商人很注重诚信,很务实,跟人合作时契约意识很强。诚信原则曾经让广东商帮风生水起,清末民初天津主要的商行中,广东占了三分之二,最大的商行便是郑观应的兄弟经营的。无论在汉口还是上海,各地商帮同乡会中,广东商帮的势力是最为强大的,在上海,广东还以地域为界限,细分为揭阳、潮州等7个商帮,占据了上海半壁江山,上海被称为“小广东”。

黄树森:最大的特点是观念的先导性。我认为,西学最早影响中国内地的“原点”、晚清以来现代化的发轫之地就是在广东。葡占澳门之后,传教士在澳门设立落脚点,珠海中山买办商帮随之兴起,西方文明从广东开始深入中国封建王朝的腹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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